刘长瑜：红灯照不亮粗糙的舞台

在《红灯记》创排50年之际 老一辈艺术家“言语不多道理深”———

因为“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所以“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历经几代人“浑身是胆雄赳赳”，《红灯记》“光辉照儿永向前”——这盏50载不灭的红灯既是国家京剧院的“传家宝”，也是舞台艺术精益求精的范本。整整半个世纪以来，以《红灯记》为代表的现代戏创作不断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从1963年初创到1970年以电影定稿，历经8年，《红灯记》对艺术与舞台的严谨和敬畏渗透至骨髓。当年的“小铁梅”刘长瑜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作为当年剧组中唯一一个仍活跃于舞台的原班演员，痛惜当今舞台创作的粗糙。在这出红色经典创排50年之际，她忆当初、不吐不快。

惊喜：“烈火中迎考验重任在肩”

刘长瑜最初并不在“铁梅“的候选名单中

1964年初，刘长瑜所在的中国京剧院四团即将赴日演出。出发前，剧院公布了1964年全年的重点排练任务，其中一团《红灯记》、二团《战洪峰》、四团《红色娘子军》，简称“三红”，但在这个排演计划中并没有刘长瑜的名字。“那时只是听说《红灯记》中有一个女青年的角色，不过当时的人选是曲素英和张曼玲。”但是在日本演出近两个月回国后，刚刚去“四清”一周的刘长瑜就被剧院调回进入了《红灯记》剧组。“我当时就是高兴，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一概不知道，只听说曲素英被调去演《战洪峰》，张曼玲则去了《红色娘子军》剧组。”那时已经是1964年的2月底，刘长瑜进入时剧组已经完成了两场戏的排练。“这出戏是从上海爱华沪剧团的沪剧《密电码》移植而来，后来改编电影叫《自有后来人》。那时我看过电影，又看了百货大楼业余京剧团演的版本。最初进入时完全是被剧本的故事感动，但对于以演古装戏为优势的京剧在演现代戏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并没有弄得太明白，就是跟着前辈一路走过来。”

滋养：“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周总理、郭沫若……太多人的智慧帮助了我

漫长的排演过程中，常有一个身影出现在后台，“那时周总理常常是趁着黑灯悄悄走进人民剧场，就静静坐在后台的凳子上。记得在京西宾馆彩排后，周总理跟我说，‘你出场时怎么不带戏？为什么那么高兴呢？’主要是花旦行当的要求就是一出场就得甜，演唱时更是摇头晃脑。听完周总理的批评，我特紧张，但也有了一种动力，就连吊嗓子时都带着人物情绪。这出《红灯记》，总理看了不下10遍，每次都能提出修改意见。”

说《红灯记》是集体的智慧并不为过，除了中国京剧院的演职员外，戏剧家郭沫若也在看后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并最终被采纳。“ ‘红灯高举闪闪亮’改成‘红灯高举亮堂堂’，‘不许泪水腮边洒’改成‘不许泪水腮边挂’，这样的修改都是郭老建议的。”而在铁梅这个角色上，同时参与排演的杜近芳以及与刘长瑜同龄的李维康都贡献了各自的智慧，“杜老师的运腔功力对角色提升很大，而李维康那种在表演上的真诚给我很多启发。都说‘铁梅’是属于我刘长瑜的角色，其实不然，太多人的智慧滋养了我、成就了我。 ”

创新：“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

从红娘到铁梅，去掉兰花指、改变“叫好主义”

在《红灯记》之前，其实刘长瑜对现代戏并不陌生。1958年，还在戏校上学的刘长瑜就参与过《刘胡兰》的排练，不过那时她是在服装组。后来她所在的班自发排演根据评剧移植的《爱甩辫子的姑娘》，就是由刘长瑜主演。“在那出戏里，我拎着暖壶、穿着高跟鞋，唱着《新疆好》。那时在学校我们接触很广泛，中外民歌、中外舞蹈都涉猎，不过那时觉得男男女女抱在一起跳舞是耍流氓，跟毛主席跳过之后，才有所改变。在学校我们还演话剧，我的角色叫‘珍妮’，打篮球，我是后卫。”后来刘长瑜曾是中国京剧院著名的球迷，第一次走进团址，一个篮球飞过，她飞奔上前来了个三步上篮。可即便如此，从“红娘”到“铁梅”，刘长瑜还是经历了不能叉腰不知道手往哪儿放、从兰花指到自然弯曲等改变多年习惯的漫长过程。“万变不离其宗，京剧的四功五法不能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演不好现代戏。”除了表演程式，在唱腔上，现代戏同传统戏相比也多了棱角和层次。“过去我们都是满弓满调地唱，但现代戏必须要注意声音的控制，改变‘叫好主义’，从戏情戏理出发。如果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分贝、一个节奏，不仅演员吃不消，更不符合人物，后来这种在现代戏中摸索出来的通过运腔吐露人物心声的技巧也反过来运用在了传统戏中。”在刘长瑜看来，如果说传统戏更多运用的是假声，那么现代戏则是经过装饰的高位置的真声，因为“现代戏既是京剧，又是生活”。

尝试：“前赴后继走向前”

管弦乐队进入时，演员甚至找不到音准了

作为第一批尝试京剧交响的剧目之一，其实《红灯记》最初排演时并没有采用交响乐队伴奏。“为了弥补京剧低音弱的缺陷，先是加了一个低胡，后来刑场上唱《国际歌》的场面也显得不够悲壮。”其实真正加入交响乐，还是源于刘长瑜与钢琴家殷承宗的合作。“那时由于歌唱家邓玉华的钢琴交响曲清唱会吸纳了京剧元素，请我去辅导她，但是一个多小时的演出支撑不起一台音乐会的容量。殷承宗就同我商量能否他弹钢琴，我唱几段毛主席诗词和《红灯记》选段。于是那段时间我天天骑车从北池子的中国京剧院到和平里的中央乐团找殷承宗练唱，他写出一段我们合一段，最后确定下的唱段包括了《红灯记》的前三段和《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以及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和《咏梅》。”第一场在民族宫礼堂上演时还录了音并给江青送去了，后来江青认为李玉和和李奶奶的唱段也应加入，这才正式有了管弦乐队伴奏。为了排练更加便利，管弦乐队整体调入中国京剧院，但正式排练后困难重重，管弦乐队不懂京剧，指挥也担当不了，最后只得由鼓师用点头的方式指挥乐队何时进入。对于演员而言，音准则成了大问题。“管弦乐一进入、和弦一进入，我们就听不清胡琴和主弦儿了，有了复调我们不知道该跟着谁走了，最大的问题是音不准了，那段时间只得天天跟着钢琴吊嗓。”

打磨：“做事要做这样的事”

现在有人会说“不都得奖了吗，还改”

从1963年创排到1970年定稿，刘长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剧组成员一道打磨《红灯记》，其间只是参加了中南现代戏汇演以及个别传统戏的排演。“八年间，剧本改了无数次，我们能演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即使是改掉的也成了我们日后的素材。哪像现在，一部戏如果演了之后还改，就该有人说‘不都得奖了吗，还改’。其实一部戏越改你知道的戏背后的东西越多。”虽然从一问世就在艺术界力压群芳，首演前的彩排演到第五场观众席已是一片哭声，江青也是泪流满面，但《红灯记》的多个版本改动之大几乎就不是一出戏了，当然每一次改动艺术与政治的缘由皆有。“从开始写东北抗联到后来因为有刘少奇的影子而改成了华北，再到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把剧情改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二七大罢工’，八年的打磨终成红色样板。”而这个样板的概念还是该剧在沪上演出时，由越剧名家袁雪芬提出的，当时她将《红灯记》和《沙家浜》称作了“精益求精的样板”，而精益求精四个字也确实渗透到了骨髓。

提携：“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不要排斥老的

如果说红灯是剧中李家的传家宝，那么老艺术家则是国家京剧院的传家宝。“被称为‘李神仙’的李少春对《红灯记》的贡献太大了。他个子不高，但在舞台上的气势无人能比，而且他总有高明的手段去化解难题。都说京剧是虚实结合，但由于剧中人物是地下工作者，我还是按照程式去演就显得有些夸张，李少春先生跟我说你挑窗帘观察外面的动作让外面的人都看到屋里的情况了，一句话点醒了我。而在李奶奶讲完家史后，深受震动的铁梅一系列的反应都是李少春先生帮我设计的，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以及《提篮小卖》的唱段也都是李少春先生设计的。”剧中第五场审王连举的一场戏中，李玉和介绍粥棚情况时，李少春自己设计的唱段非常引人入胜，每每至此，刘长瑜都是关注倾听，不愿错过任何一个细节。“那时作为一个年轻演员，我在大师们提携下的收获无以言表。除了李少春先生，高玉倩老师在表演中用眼神引领着我，还有很多东西都是李金泉老师教我的，马连良先生看完戏后说了句‘你怎么老用一只手’又促成我加了用手揪衣服的动作。同现在的年轻演员比，我很幸运，有机会和那一辈艺术家眼对眼、心对心地交流。所以现在的年轻演员一定不要排斥老的。”

倒退：“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科技发达了，可我们却不如从前了

前些年复排《红灯记》，国家京剧院请回了当年曾经参与过创作的到那时仍能出山的老艺术家团队，从演员到舞美。在刘长瑜看来，《红灯记》之所以成为样板，绝不仅仅因为演员。“比如第一场的蒸汽火车、李玉和家的门如何应对阴天返潮、为移动方便给景片安上轮子，这些都是舞美老师经过多次试验研究出来的。可是今天的景那扇门一推一开都跟着忽闪，刑场那场李玉和坐的大石头竟然变成了一块大长方形，当年为了气氛的营造，都是先出轮廓光再出松柏，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全实现不了了。科技发达了，可我们却倒退了。另外，那时换景大家都要去帮忙，为了节省时间，每个参与的人都走不同的线路，这都是预先设计好的，一暗场，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路线上下道具，一点不忙乱，可现在呢，像我这样的老同志说多了人家也不听，我们就跟马王堆里刨出来的似的，其实所有的舞美要求都有书明明白白写着呢，我们这代人也都没死呢。”身为国家京剧院的艺术指导，刘长瑜对于现今表演上的将就也是无能为力。“京剧从形成的那天起，就是广泛吸纳别家之长，比如当年《红灯记》中游击队员们的三级跳就是从广东杂技的技巧移植过来的，但现在已经被简化成了只有一个人跳三级，一个人跳一级。当年袁世海先生60多岁了还能做扑虎呢，现在30多岁就不行了。新版中游击队员开打时的节奏都不对，所有人都慢半拍。要我说，这些问题不解决禁止演出，舞台上绝不能大概其，虚要虚得合理，实要实实在在。包括游击队员端枪的动作，现在的演员完全没有生活。王连举打枪的动作都是需要有一个往后的坐劲，那时我们都是到部队去训练。还有扳道岔，我们也是在铁路局的带领下去实地学习，虽然‘戏乃戏也’，但毕竟生活是依据。”

激荡：“风里生来雨里长”

原版谢幕演出堪比《茶馆》，50周年再聚首

2001年5月，人民剧场的舞台上，袁世海、高玉倩、钱浩梁、刘长瑜等《红灯记》原班人马重又聚首，创下四项吉尼斯纪录：剧组合作时间最长，达38年；平均年龄最大，达71岁；登台演出的演员年龄最大，袁世海86岁；剧组全体皆长寿，主演、导演均健在。六场精彩选段，台上台下的群情激荡堪比《茶馆》1992年的谢幕演出，那一次其他人的演唱都是还音，唯有刘长瑜是现场，但也降了调。排练时所有人都群情激荡，刘长瑜更用专门从香港买回的摄像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同巅峰之时相比，刘长瑜认为，经过岁月的沉淀，整个排练过程大家无奈忽略了技巧，但更注重戏情戏理。如今，袁世海已仙逝，高玉倩、钱浩梁均身体欠佳，而刘长瑜则将精力倾注于培养弟子。明年初，《红灯记》演出50周年之际，国家京剧院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届时，健在的艺术家将再度唤起人们往昔的情怀以及对于艺术与舞台的敬畏。

文/本报记者 郭佳

【来源：2013年8月11日《北京青年报》】